政声人去后。为官一任，尽管能力有强弱，业绩有大小，但只要一心为民，相隔再远，也常能听到历史那浑厚而持久的回音。

　　公元1742年，27岁的钱塘人袁枚，带着复杂的心情走上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溧水代理知县。此前，他少年得志，12岁考中秀才，21岁被当时广西巡抚金鉷推荐参加乾隆元年的“博学宏词科”征召，23岁考中举人，24岁参加殿试以二甲第5名的优异成绩考取进士，成为翰林院庶吉士。尽管才华出众，但由于“未娴清书”，满文水平不精，在3年后的“散馆”毕业考试中，他成绩名列下等，“三年春梦玉堂空”，不仅没能“留馆”成为翰林，也没能成为京官去六部任职，而是被派往江苏溧水摄理县事。

　　“初官直似为新妇，满眼何尝有故人。”初到溧水，袁枚满目生疏，既有些力单，也有些孤独。而前任工作交接时“江南最难作”的一席话，更让初入官场的他感到巨大压力，“惴惴殊自怖”。不过，面对“饥黎”“二麦伤”等生产落后、生活贫困、治安不好的现状，年轻的袁枚没有退让，而是振奋精神，勇敢直面，并暗下决心，“愿持吟咏怀，弦歌安士庶。愿持编摩手，搜剔除奸蠹。幸宽大吏嗔，冀免乡人恶。”

　　袁枚究竟如何初试牛刀，效果怎么样？遗憾的是，《随园先生年谱》记载不详，民间倒是多有一些流传故事。他的父亲曾十分担心他年少“居官力不任”，不远千里，从桂林来到溧水，隐姓埋名，“微服私访”，“召集翁若妪，问某官贤否？”当得知袁枚“折狱最聪强，居心颇慈厚。一村复一村，‘好’字不离口”后，老人尤其开心，骑驴直入县衙，父子久别重逢，“是夕便加餐，齤然笑不休”。

　　清代学识渊博的孙星衍为他撰写的传记中，有这样两段话。其一，“尝言为守令者，当严束家奴吏役，使官民无壅隔，则百弊自除。其为政，终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小讼狱，立判遣，无稽留者。”这是强调为官者，要严格管理家奴吏役，要勇于面对下属和群众提出的问题，要勤于事功，不拖沓。其二，“多设耳目、方略，集乡保，询盗贼及诸恶少姓名，出所簿记相质证，使不能隐，则榜其姓名，许三年不犯湔雪之，奸民皆敛迹。”这里讲述了袁枚整治民风的具体措施：利用民间力量多方巡查作奸犯科人员，调查、了解治安状况，为盗贼恶少建立“前科”档案并公之于众，予以曝光，对真心以行动改过自新的，给予出路。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封建时代，特别在小县城，自然经济的发展主要靠百姓的勤劳、智慧和老天的“关照”，因而县令工作往往不是抓经济促发展，而是理讼，推进公平正义，使沉冤昭雪，案无积牍，路无拾遗，夜不闭户，最终达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境界。袁枚很显然抓住了关键。

　　“搜剔除奸蠹”，“奸民皆敛迹”，措施有力，成效明显。袁枚也颇为自得，用诗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高淳秀才李名世偶听袁枚断案，为其公正严明折服，居然“赁屋居此间，日听一二事，归与父老传”，不久袁枚改知江浦县令，他又特地等在路边，专程送行。由于袁枚治理有方，敢于担当，“离任时，吏民泣送，有以‘万民衣’披我身者，金字辉煌，皆合郡人姓名也。”袁枚又写了两首诗，记述了黎民百姓夹道泣送、留恋难舍的情景。

　　任延才学种甘棠，不料民情如许长。
　　一路壶浆擎父老，万家儿女绣衣裳。
　　早知花县此间乐，何必玉堂天上望。
　　更喜双亲同出境，白头含笑说儿强。
　　秣陵关外动征尘，士女壶浆款碧轮。
　　两月清风离此土，十年心事恋斯民。
　　来春麦草知无恙，他日儿童尽故人。
　　策马夕阳风渐紧，方山回首亦沾巾。

　　袁枚用自己的努力，赢得了百姓的认可，感到了百姓的质朴，此时的他一洗没能成为翰林的失落感，欣慰安然。袁枚居官十年，其中后三年以迎养慈母等理由归隐，真正与百姓打交道只有前七年。这七年，他无论是后来沭阳治旱灾灭蝗虫，还是江宁断疑案擒恶奴，都表现出相当的胆略和水平，成为百姓心中的好官，也成为他自己理想中的循吏。这些，与其溧水从政的初体验不无关系。尽管袁枚后来因病辞官，一心标举“性灵说”，总领文坛五十年，但在溧水成事一时，造福一方，这时空轴上的短短交汇，不仅成就他自己的人生，更写就了溧水一段难忘的记忆。

　　袁枚在溧水主政，尽管时间不长，但由于他信念坚、措施准、节奏快，成效既快又好，因而影响不凡，深得民心。

　　说起吏治，我们常常以居官高低、治理宽严、政绩大小来论英雄，但事实上，能够在历史上留下好名声的，说到底是看是不是真心亲民、爱民、利民。“苦吾身以为吾民，吾心甘焉”，袁枚的此言此行，更成为中国古代士人实践“修齐治平”理想的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鲜活力证。（赵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