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富有争议的人物，有关曾国藩传说、典故、介绍、研究也已经有许多。作为追求道德自律的封建大臣，从其家书中寻找一些对于今天的人们仍有裨益的观点、思想，或许也是对曾国藩人身修为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

　　曾国藩对修身、持家、交友、治学、为官、用人、处世、理财、带兵等，都有着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其中不乏金玉良言。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中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曾国藩家书》。”我们仅以《曾国藩家书》中“修身之道”来谈一下他本人的道德律求。

　　立志需有恒心。人在少年时期，对未来社会充满理想主义情怀。在这个时候需要立下志向，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然而，俗事缠身，分散了自己对目标的执着；中途遇挫，减弱了自己对目标的坚守；方法不对，延缓了自己对目标的持有。曾国藩在家书中告诫自己的弟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心中装有百姓，为了百姓的安居乐业而努力奋斗，从道德自律来讲，首先要求自己做到“圣人”做的事情，然后才能做好其他事情。曾国藩认为这是“不愧为天地之完人”的前提。在此基础上，以天下为忧、以百姓为忧、以社会为忧，“其为忧也”。从道德自律来讲，“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这是青年人立志的时候应该担忧的。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展示出曾国藩试图将极高的道德自律观念传递给亲人后辈的努力。对于个人的俗事、小事、琐事情、麻烦事等都应该放在所忧之外：“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孝悌需有真心。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绕不开孝道文化。韦政通在《中国文化概论》中说：“宗教化的孝道，是由儒家的孝道伦理和远古传下来的祖先崇拜结合而成，它才是维系中国家族制度达数千年之久的真正基石。”孝道文化也是中国区别于西方国家文化的重要特质。作为封建社会的臣子，他能够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认识到对孝道文化的学习和传承比走封建科举路更有价值实属不易：“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

　　在曾国藩看来，读书人读书是为了博得功名，而孝悌伦理这些孝道文化往往与所读之书无关，其实往往误解了写书人是想弘扬孝道文化这个意图。如果懂得孝悌之义，并且身体力行地实践它，即使书中没有写出来又有何妨？如果光读古书，最终博取功名，所做之事正好与孝悌之义违背，即使文章写得再好、仕途走得再好，也是名教中的罪人。曾国藩在家书中动情地对弟弟们说：“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此番言论，是对人生真谛与社会真谛揣摩与体味后的肺腑之言，没有一定的道德律求作支撑是不可能表达出来的。

　　处世要有戒傲之心。古人很早就学会运用道德戒尺来规范自身言行，平衡周边各种潜在敌视可能。熟读古书的曾国藩在官宦生活中已经对此深有领悟。他在家书中列举凶德之一是“长傲”，为此还自我反省：“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导致“处处获戾”。他苦口婆心告诫自己的弟弟不要用言语伤人，不要表现出盛气凌人的样子，也不可随意嘲讽他人来使得傲气更大。而应该“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笃敬，庶几可以遮护旧失、整顿新气”。这是对他自己的勉励，也是对弟弟们提出的希望与要求。

　　在这封家信发出不久之后，曾国藩再次写家信提到这个问题：“今吾谨述此语告诫两弟，总以除傲字为第一。”又联系军情和持家实际情况得出结论：“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这种戒傲言行对于提升自身涵养、塑造完美人格、深思问题解决的措施具有积极意义。从更加积极肯定的角度挖掘这个意义，让更多的人修炼内功，提升素养，换位思考，增强本领，是不断取得事业成功的稳健基石，也是赢得别人认可的一种方式。

　　为官要有俭廉之心。古代清官素有俭朴、廉洁从政之政治本色。曾国藩撰字“俭以养廉”送其弟弟，告诫其官职虽然升高了，但是在日常生活开支方面，在人情应酬开支方面，在修造房屋开支方面，都需节俭，用节俭来约束自己。“爱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风而已。”将节俭的家风传递下去，不要在意外人的评价：“莫怕寒村二字，莫怕悭吝二字，莫贪大方二字，莫贪豪爽二字。”

　　曾国藩职位越来越高，开销也越来越大，他经常自省：“由既奢之后而返之于俭，若登天然。”他也为自己时常突破俭的规约而经常自责：“惟俭字日减一日”。他还让家人提防后辈开浪费之门：“子侄看大眼吃大口，后来恐难挽回。弟须时时留心。”他还时常致信家中询问节俭情况做得如何：“近日家中内外大小，勤俭二字做得几分？门第太盛，非此二字断难久支，务望慎之。”（石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