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阳明心学也汇入了中华哲学思想的长河。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群体中，王阳明是比较独特的一个。在思想上，他以倡导“知行合一”、“致良知”，开创了中国思想的新境界。在事功上，他平定南中之变、平定宁王叛乱、平定西南边疆叛乱，以儒者兼事功，为古来所少有。作为一个知行合一和经世致用的典范，在今天他的许多思想和经验仍不过时。

　　作为一个思考者的阳明

　　阳明先生是一个思想家。根据《明儒学案》作者黄宗羲的看法：在王阳明之前，明代的学术思想不过是对宋儒亦步亦趋的模仿和实践，如像曹端、薛瑄、胡居仁、吴与弼、吕柟等明朝大儒不过是对朱子观点的重新复述而已，很难称得上有比较大的创新。在明中期以前，学者们往往认为道理在二程、朱子那里已经说明白了、讲透了，现在人无需发明四书精义，只要按照程、朱所说的去做，能够躬行实践就好了。毋庸置疑，明朝前期曹端、薛瑄、吴与弼等人皆堪称修身笃实之儒者，但相对来说，他们在开拓创新方面有所不足，他们更像是宋儒的尾声，而非一个新时代筚路蓝缕的开创者。

　　阳明与此有异，阳明主张心即理，主张从立志，从内心下功夫，正所谓“破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贼难”。他点出人人都有良知，只要反求诸心，“致”的工夫做足，人人都有成圣之路。在他那里，成为圣贤不再是士绅的专利，士、工、农、商不必好高骛远、心游万里，只需立足本职工作，“在事上磨”。就如同孔子，在担任掌管畜牧的乘田时，就要关心牛马茁壮；在担任管理粮仓的委吏时，就要把出入的账目弄清楚，素位而行，即可成为圣贤。可以说，阳明为每一个人都打开了一个向善成才之门。阳明的这个思想与孟子所说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可以为尧舜”可谓异曲同工，这也是后人称阳明有孟子气象的原因所在。

　　他还提倡“知行合一”，主张“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而不行非真知，他反对人们懵懵懂懂地去行、也反对知而不行。所谓“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都是行，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当时的重知识、轻实践的学风。此外，阳明在立志、动静关系、四句教等等都有创见。所以黄宗羲才说：“无姚江（王阳明），则古来之学脉绝矣。”

　　作为一个实践者的阳明

　　阳明学是一种实践的哲学，阳明先生的事功就是这种哲学实践性的证明。

　　按照通常的说法，夏商周之后政教分离，有经世热情和才干的人往往缺乏施展的机会。比如，三代之前，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有德有位，在上云行雨施、经邦治国，而此后的孔、孟、颜、曾则有德无位，主要是在下传道授业、启迪众生。据笔者粗略统计，三代后的历史上出将入相，以学问兼事功的人并不多，除了同时从祀于文庙和武庙的晋朝杜预之外，阳明也算一个。

　　阳明事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不大幅增加朝廷军事和经济压力前提下，顺利解决了困扰明朝多年的江西、湖南、福建、广东交界地区的反叛；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统一；平定西南地区的土司叛乱、稳定了边疆，为此后改土归流和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阳明以其功绩被封为“新建伯”，其谥号“文成”也属于美谥。《明史》高度评价了他：“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

　　与当时一些略显迂阔的士人不同，王阳明的很多对策能准确抓住事物的关键，比如他在贵州时给水西安氏土司的那两封令人拍案叫绝的信（通过在信中分析利弊、并对该土司进行劝说，王阳明成功地平息了一场潜在的叛乱），以及在平定宸濠之乱中显露出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才干，这可以说是历代儒者身上很少见的。

　　除了众所周知的平定朱宸濠叛乱的功绩之外，王阳明在山东学政时期的一些作为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他在为山东士子出题时，强调要有伊尹之志能，在策论中针对当时纪纲废弛提出了急务六条（其中皆为宗藩、军事、水旱灾害、赋税、节制官僚贪欲等当世急务）。显然，他在山东乡试中的命题也体现出很强的经世致用色彩。

　　阳明事功由学问而出

　　古人认为：讲求经世，管仲、乐毅、霍光、诸葛亮、郭子仪等在学问上欠缺，像霍光甚至被批评“不学无术”；宋代的二程、朱熹等大儒尽管在学问、躬行实践方面令人称道，但是由于诸种原因，他们学问并没有成功地转化为事功。王阳明的特点则是经世致用，其事功正是由学问生发而出。当然这里所说的学问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人生境界的修炼。

　　“体则根于道学，用则拟诸世务。”阳明好友王文辕在阳明出征南赣之前，曾对阳明的弟子和门人说：“阳明此行，必立事功。”他做出这个判断的依据是：“吾触之不动矣。”就是说，阳明在人生修炼上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面对纷繁复杂的事物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遇事能做深思熟虑的考虑和进行淡定从容的应对。

　　《明史》是这么分析阳明学问与事功关系的：“王守仁始以直节著。比任疆事，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藩。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当危疑之际，神明愈定，智虑无遗，虽由天资高，其亦有得于中者欤？”换句话说，阳明的事功正是来自于他的学问，正是因为他在学问上的修炼，遇事他才能够气定神闲；正是因为他气定神闲，在危难之际才能深思熟虑，最终成就不朽事业。

　　经世致用：对于今天的启示

　　正如清代著名学者邵廷采在评价王阳明时指出：“儒者之学，固以经世务为验也。”王阳明的治学宗旨“致良知”也非常强调知行合一。王阳明的言行其实是与孔孟之道一以贯之的。孔子曾经说过：“颂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说，读得诗再多，处理政事不能办得通，出使外国又不能独立应对，读这么多诗又有什么用处呢？当然阳明的经世致用并非急功近利，阳明先生在与顾东桥的信中，对三代以后功利之习进行了不留情面地批评。

　　阳明的事功和学问雄辩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通经致用，方为实学。”相反，空疏的学风不仅于国于民无益，而且对自己也有害。

　　经世致用、知行合一，或许是王阳明的学问和事功给予我们今天的一个启示。（朱偲）